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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溯源

创建日期 2008/9/25 东强   浏览次数  5122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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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溯源

冯秀芳
(宁夏大学 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 宁夏 750021;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 200072)

摘要:本文结合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生涯,从两大方面追溯了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渊源。一是钱氏家族的传统和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的熏陶,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基础;二是清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及其加州理工学院等名校文化及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叶企孙教授、吴有训教授、马约翰教授等前辈他们科学的教育思想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阐明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中西方先进文化交融的结果。
关键词:教育思想;传统文化;名师名校

引言

钱伟长先生不仅是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长达六十年。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他参与讨论教育思想,提出许多独到的教育观点,却因不合时宜,引起长达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致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消沉,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教育战线的前沿,在教育和教学实践过程中汲取中西文化之长,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并尽其所能付诸实践。

1983年钱伟长先生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提出了“拆掉四堵墙” 的主张,即:拆掉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这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首先,钱伟长先生认为应该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消除学校与社会的隔阂,同时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坚决主张高等学校既要办成教学中心,又要办成科研中心;其次钱伟长先生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应该要培养其爱国精神,通过打通人文专业与理工专业的壁垒,实施通才教育,并通过加强体育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格、锻炼他们的意志。第三,钱伟长先生认为教师应该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应该掌握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快到达胜利的彼岸。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坚定不移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如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等。在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指导下,1997年,上海大学跻身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现在上海大学正在上海大学党委和钱伟长校长的领导下向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迈进。

一个人的教育思想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名师名校的影响两个方面追溯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成因。
 
一 传统文化的熏陶

(一)家族的传统。

钱伟长先生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七房桥村。在江南,钱氏一姓分布很广,主要聚集在江浙两省,尤以杭、嘉、湖地区和苏、锡、常地区为主,都以五代吴越王钱镠为始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钱氏家族是无锡乃至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家族之一,因其裔孙代有名人,远至宋代的词人钱惟演,好读书,欧阳修说他“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很有文才,清代的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谙熟经史,尤以词章名闻天下,近至近代有名的科技界“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以及现在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皆属于这个家族。据钱穆所说,钱氏祖先从钱镠王以下十七代开始,就移居无锡,经过十七世祖的努力创业,到其十八世祖时已经成为当地的望族,并育有七子。十八世祖在啸傲泾沿岸建造了七座大宅院,啸傲泾上有座桥也因这七座房被命名为七房桥,钱氏子孙在此繁衍不息,七房桥村由此而来。

无锡的钱氏家族历来有重知重教的家风,村上各房皆通文墨,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钱伟长曾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他所提到的家训在无锡钱氏各种家谱中多有记载,全文如下:

个人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侭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底深,看世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家庭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务求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社会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粮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财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可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国家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也。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这份家训尽管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尤其是它所提倡的爱国爱家,扶老携幼,尊知重教等处世做人的信条,即使现在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钱氏祖辈在家训的指引下逐步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始终遵循“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如钱伟长祖父仅及中年就去世了,留下年幼的子女,家境很困难,钱伟长的祖母依然坚持送子女上学,为的就是“为钱家保留读书的种子”。

(二)家庭环境的影响。

钱伟长的父祖辈均以教书为业,淡泊名利,给钱伟长非常深刻的影响。祖父钱承沛因三次赶考均因病到而归,索性就绝意仕途,在七房桥设馆授徒,学生多时有十余人,少时有七八人,钱承沛教学和以往的私塾不同,他不亲自为学生讲解经籍,只是让来求学的人自相讨论后,他再加以指导评判,和现在的讨论班形式有些相似,这样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增强其独立思考的能力。钱伟长的父亲钱挚,也是一直致力于教育活动,他曾在钱氏义庄的支持下创立了七房桥又新小学,并任校长,后相继在荡口鸿模小学、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无锡荣巷公益学校、无锡县中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为了满足乡村教育发展的需要,他还兴办无锡乡村师范学校并任校长。钱挚热心办学,敬业善教,在无锡教育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在他去世时无锡教育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并称“教育家钱声一先生,服务谨敏,持躬整饬,为同事所推信”钱伟长的四叔钱穆一生没有念过大学,考自学成为众所周知的国学大师,钱穆学识广博,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可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香港学术界称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他先在无锡、苏州等地,做了18年的乡村小学、中学教师,然后再走向大学讲台,又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执教。1949年到香港后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钱伟长继承了钱氏家族重知重教传统,教书育人长达半个世纪,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教育战线的最前沿,他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这是我的天职。”

钱伟长的父亲和叔父不仅投身教育,还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幼时的钱伟长在父辈们的影响下,培养了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的浓厚兴趣。在没有进小学之前就开始阅读演义小说、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等,父亲还规定他两天交一篇作文,并由八叔钱文批改。钱伟长7岁那年,跟随钱穆在后宅小学住读,后来钱伟长在苏州中学读书时,钱穆亦在那里任教。在此期间叔侄二人常一起读书,钱穆一边教书,一边钻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各种名著,及文、史、哲、经等。钱伟长除上课外,业余时间跟随钱穆读了很多文史典籍。在这父辈们营造的浓厚家庭文化氛围中,钱伟长博览群书,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为他文理渗透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钱伟长一直很推崇太史公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风尚,只要环境和身体允许,他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中外各地做学术旅行。

他曾和费孝通教授在苏南小城镇进行经济调查,访问了十一个县市;他曾对大西北、大西南和老少边区进行了十几次的系统考察;他曾三次去新疆考察水源,并向中央汇报了开发水源的建议;他曾多次到滇西考察,南到景洪、勐海、勐满,西到保山、腾冲、瑞丽,北到丽江,中间地区有大理、楚雄、禄丰等地,行程近万里。考察后钱伟长提出了多条滇西致富的建议[1];他曾参与提出如何开发黄河三角洲、如何开发闽东经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扶贫致富的许多建议……。在此期间钱伟长凭借着深厚的国学根底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83年,钱伟长应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邀请访问福建,并于9月23日参观福州马尾港的工程设施。马尾港因连年泥沙淤积,严重影响航运及码头的使用。钱伟长通过现场勘察后,提出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治理泥沙淤积,即在江心抛石筑坝,把河床束窄,将南港的急流引向码头这边,以冲走积沙。依照钱伟长的办法,马尾建港办只动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乱石,历时一个月,耗资仅百万,就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在当地一时以‘专家一席话,救活一军港’传为美谈。

“束水攻沙”的方法是汉书上记载的祖先们治理水利的方法。在钱伟长的早期文章《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3]中就曾提到:“黄河从上游带着大量的沙粒疾行而下,到了下游,人民都引河水灌田, 使河流慢下来,以致入海的出口渐渐淤塞,于是一到水涨,就不时溢出,造成水患。这样的情形,一直到王莽时(公元9~22年),有位长安人张戎科学地指出了水流流速与沙淤的关系。这个科学的结论,为以后有名的水利工程师王景(汉明帝,公元69年)、贾鲁(金泰定,公元1351年)、潘季驯(明嘉靖,公元1565年)、靳辅(清康熙,公元1677年)等治河的基本原则。他们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筑堤束水,藉水攻沙’的治水方法。这些工程师们在坚决地执行这个原则时,克服了不少工程上的困难,发动千百万的人民群众,完成了不少伟大的修渠筑堤工程。”

钱伟长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了另一种“束水攻沙”。1985年钱伟长受邀前往胜利油田视察,胜利油田的主体部位在东营市境内的黄河尾闾两对侧。在黄河入海口处,由于水域宽阔、流速降低同时受海水顶托,促使泥沙大量沉积而形成潜没于水下,呈门坎状拦在河口的淤积体,这就是拦门沙,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宣泄不畅,易于结冰,导致黄河春汛冰凌成灾。钱伟长经两次考察后,认定为防止河口春汛冰凌危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他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这一方法很奏效,拦门沙约5公里宽的一段被打开,从此宣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使黄河口的港口建设、胜利油田的建设及农田建设获益很大。

钱伟长曾说:“爱国是我终身不渝的情怀”,自幼饱读诗书的他,深受我国古代士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传统精神的激励,无论是初入清华的弃文从理,还是留学期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的毅然归国;无论是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还是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后,钱伟长始终以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为动力,按照“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着。因此在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中,提到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时,他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二 名师名校的影响

钱伟长先生关于高校的培养目标,早在1957年在清华大学任副校长时就已经提出,主张进行通才教育,这本是清华最早的办学传统,却因此招致不该有的指责和遭遇,令人欣慰的是在上海大学他不遗余力的推行这一教育思想,事实证明了他的通才教育思想的正确性。钱伟长通才教育的提出源于他自身的教育背景: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和海外的留学生涯。

(一)清华大学的传统。

清华创校之初是一所以人文为主轴的学校,目的是在国内有计划的训练、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赴美留学,在筹办之时规定学制为八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高等科毕业时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从1911年的清华学堂章程中所开的10类课程中,人文社会学科5类,自然科学4类,体育及手工1类可以看出,清华学校基本上是实行通才教育,这并不奇怪,因为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留美做准备,它的学制就以学生出国后能适应美国大学的生活为准绳,学校追求的目标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儿”,因此学校从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课外活动等,几乎全部是搬用美国学校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1920年参观清华后,感慨的说:“清华学校恰象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5]美国是现代通才教育运动的发源地,虽然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通才教育运动处于第一阶段,但对留美学生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归国后的留美生成为推动通才教育的中坚力量,另外从1912年至1928年间,清华学校的校长都是留美学生,因此清华从办学伊始就提倡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也就不奇怪了。1931年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时值清华大学校史上最杰出的校长之一梅贻琦执掌校务。梅贻琦(1889-1962),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09年10月作为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入吴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1915年学成归国后,任教清华。他在清华先后任系主任、教务长、留美学生监督直至校长,且连任校长达17年之久。梅贻琦主政清华时期,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提出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才为大,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5],他保持了清华学校的办学传统,大力推行通才教育,在课程设置、修业制度、学籍管理、教学方式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大学课程部的课程以学分计算成绩,而学分定有最低和最高的限度,“以予天资聪慧学生较高、禀赋鲁钝学力稍低者以伸缩发展之余地”。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须修国文、英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且梅校长奉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通过严格遴选和大力延聘师资,使得清华大学不仅聚集了钱穆、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一批文史哲学大师,还有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熊庆来、周培源等自然科学大师,营造出浓厚的文理渗透的学术氛围,使清华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倡导、实践通才教育的重镇,开创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在梅校长任期内,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学生中有67人当选为两院院士,我国当代文、理、法、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大都产生或汇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大学。身处清华学习的学子们,深受学校教育传统的影响和熏陶,正如冯友兰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从本世纪初清华学校创立到本世纪中叶院系调整的40年岁月之间,清华学园人才辈出……在共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与工作的条件下,有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之间产生某些共同之处。……这种或这些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又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大抵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6]由此看出,钱伟长在清华求学期间,清华的文理并重,通才教育的传统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在上海大学,他找到了实践的土地,成为通才教育的坚定实践者。

更加幸运的是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度过的六年,正是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首先是强大的师资队伍。叶企孙先生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期间,多方罗致人才,先后直接或建议聘请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施汝为等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执教,使20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教授阵容已属国内前列”[7]。在巩固和发展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方面,叶企孙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衍,有意识地吸收非清华的毕业生来校任教,以吸收其他学校的长处。”另一方面,他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严格的,他除了拒绝那些无能之辈前来任教之外,还果断地辞去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叶企孙先生还非常注意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成才。赵忠尧、施汝为是叶企孙先生当年从东南大学带到清华物理系担任助教的。由于名额所限,叶企孙先生自己出钱聘请施汝为,并指导他们二人的自修学习,为他们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基础。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保证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在钱伟长的记忆里每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不少人并不按照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辩,都变成同学自己东西”。[2]

其次是浓厚的科研氛围。叶企孙先生认识到要改变我国科学的落后状况,我国的科学教育必须重视实验研究,尤其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因此他积极进行实验室的建设,鼓励教师们在授课的同时继续进行研究,并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到1931年“实验室和研究所已具相当规模,建成普通实验室七所”,“另有金工、木工厂各一所,为修理及制造仪器之用”,“关于物理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多已购备”[8]。在叶企孙先生的倡导下,当时在物理系任教的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如:吴有训用X射线研究合金结构,赵忠尧研究高频 射线的吸收和散射,霍秉权开展云雾室技术的研究,周培源从事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叶企孙先生除指导磁学和光学的研究之外,还开展了建筑声学的研究等。老师们开创了国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在清华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学术讨论无处不在,学术交流非常广泛,如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英国学者狄拉克(D.A.M.Dirac)、法国学者朗之万(Paul Langevin)、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N.Wiener)和美国航空权威冯•卡门(Th. von Karman)等都曾在那个时期来清华讲过学。在这样的环境下,三十年代初的物理系可以说盛极一时,为我国培养了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郁中正(于光远)、傅承义、赵九章、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等都是解放后的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铎等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在物理系学习期间,受益于叶企孙先生提倡的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做法,因此他在上海大学一直坚持教师们在教学的同时还要提高科研能力,这与他的清华求学经历不无关系。

钱伟长不仅在叶企孙先生所缔造的教学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在毕业时还受到叶企孙先生的直接指导。叶企孙先生为钱伟长选定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北平大气电的测定研究。北平冬季很冷,这种测量研究工作必须在室外进行,而且日夜进行,连续9个月测定每天24小时的大气电强度,钱伟长和顾汉章同学两人分工合作得很好,叶企孙教授常与他俩一起从深夜工作到清晨,帮助他们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问题。通过毕业论文的完成,钱伟长在叶企孙先生的训练下学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仪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从事科学事业必须的坚韧顽强拼博的精神意志,这样的优秀科学素质对他一生的科学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时期另一位对钱伟长影响至深的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吴有训先生。如果说叶企孙先生对钱伟长的影响是宏观的,那么吴有训先生对钱伟长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具体。吴有训先生早年曾赴美留学追随芝加哥大学的A.H.康普顿教授从事物理研究。康普顿教授在1922年通过X射线散射实验发现了康普顿效应,但并没有立即获得广泛承认,因为康普顿以往所作的实验证明还不够充分。吴有训改进了康普顿的方法,用多种材料作为散射物,分别进行X射线散射实验,取得了大量确凿的实验数据,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驳斥了对康普顿效应的各种否定,为康普顿效应的进一步确立和公认做出了重要工作。他的一幅以十五种元素作为散射物所得的光谱曲线在康普顿1926年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中首次公布,这张光谱图与康普顿本人在1923年最早发表的石墨散射曲线一起,一直被人们作为说明康普顿效应的经典插图,广为引用。所以在国内外一些物理教科书上康普顿效应也被称为康普顿-吴效应。康普顿效应的发现在物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光的波粒二象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康普顿教授因此于1927年和C.T.R.威尔逊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吴有训也被康普顿教授视为“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9]。吴有训先生不但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因在清华大学进行的维护教授治校制度的斗争中据理力争、坚持正义,一直为清华的师生所称道。
钱伟长初入物理系,因没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结果连续七个星期课堂测验都不及格,后来在吴有训先生的指导下,他逐步掌握了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了有效的自学能力,为他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钱伟长的一生从事了各种不同专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得益于他超强的自学能力。

吴有训先生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他鼓励学生学习实验技术,参加实践,在他的倡导下,物理系的学生二三年级时就开始自己选取实验的用具和仪器,并安排联结实验的工具。到做毕业设计时,很多测量仪器都是同学们自己设计、自己焊接的。吴有训先生也很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他常常课堂上讲得并不多,而要求学生通过自学或个人推导去掌握物理的理论基础,并通过自己动手去体会实验的技巧与精确性,从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他要求学生不能仅仅满足于学好本系的课程,还要求他们选修一些别的系的课程,如制图、电工学、化学热力学等理论课,甚至连车工、钳工等技术课也要求学生尽量多学一些。在吴有训老师的指导下,大学四年中钱伟长在数学系选修了熊庆来教授的高等分析,杨武之教授的近世代数,赵访熊教授的复变函数和微分几何,在化学系选修了高崇熙教授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黄子卿教授的物理化学、萨本教授的有机化学四门课及所有的有关化学实验课,从而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建立了较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他“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例如,钱伟长曾成功研制高能电池,靠的就是在清华时培养的化学实验能力和基本的化学知识。

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对钱伟长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钱伟长不仅获得了从事科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同时他们科学的教育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钱伟长,钱伟长在以后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中,对他们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以自己60余年来的亲身实践作了最好的例证。

钱伟长的体育教育的思想也源于清华大学学业与体育并重的优良传统。三十年代初,钱伟长到清华大学的第一天照例要到体育馆接受由马约翰教授掌管的体格监测。马约翰教授(1882-1966)是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福建厦门人,从少年时代就非常爱好体育运动。1914年应聘到清华大学从事化学和英语方面的教学工作。当时清华每年送1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马约翰教授 “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是好样的”,“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棒,身体也要棒”,以这朴素的爱国主义为动力,他开始从事体育教学事业,专任体育教师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实现了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豪情。清华大学在马约翰教授的积极推动下,逐年修建了设备很好的体育馆,设立了体育部,明确肯定了体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学业和体育并重的优良传统。

钱伟长因自幼家境贫寒,身体瘦弱,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入学时1.49米)。但钱伟长看到,所在的物理系每届都有一半同学受不了学习负担而转系,为了使得身体能够应付忙碌紧张的学习生活,钱伟长每天都坚持跑步。一次偶然的机会,钱伟长参加了学校的越野赛,居然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马约翰教授看中了钱伟长性格中肯拼命坚忍不拔的特点,尽管说他身高未达标(out of scale),仍选拔他为清华越野代表队的成员之一,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接下来的日子钱伟长在马约翰教授的科学指导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在毕业时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有名的运动员。清华大学二十一周年运动会上,他一连在跳远、四百米、三级跳项目中都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跨入了100米栏的第三名;清华大学的越野代表队连续五年都在北平市五大学运动会上夺得冠军,钱伟长和张光世、孙以玮、罗庆隆、刘庆林被称为“五虎将”;钱伟长还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六年,钱伟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获得了健康的体魄,身高也奇迹般地增至1.65米。

马约翰教授给予钱伟长的影响虽与学术无关,但却影响了他的一生。钱伟长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克服了重重困难,始终向着科学高峰攀登,在他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对马约翰教授还是记忆犹新,他说“我拼搏了一辈子,拼搏精神的培养要归功于我的清华老师马约翰,是他把我培养成有拼搏精神的人”[10]。
“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育竞技的锻炼,更重要的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念和斗志,创造了有力的保证条件”。[2]

(二)海外的留学经历。

钱伟长先生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这两所名校的文化传统和办学理念对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颇深,如他提出的教学与科研并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等,都是钱伟长借鉴两所名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办学措施等,并发展的结合上海大学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规模最大、专业设置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世界最优秀的公立研究性大学之一,2001年列世界公立研究性大学第10位,它于1827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九世创立。该校自开办以来一直坚持“学校是追求真理、探讨学问和传播知识的地方”的办学理念,特别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多伦多大学秉承教学科研并举的优良传统,基础与尖端学科均衡发展。不仅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拥有广泛的学科设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交叉学科或是跨学科背景。该校为培养跨学科跨专业能力的通用人才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他们非常注重密切企业与部门、大学的关系,并及时建立人才需求信息库,沟通人才需求和培养的信息,便于及时把社会所需技能及时融于课程设置中;在课程设置上,大学一年级开设三门核心公共课程即写作、数学和分析批评课,用以强化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计算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为扩大学生就业选择范围和机会,推行双学位制度,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可以选修另一专业的课程。如主修英语的可辅修哲学或历史专业,主修工程的学生可辅修经济或管理等;设立大学企业合作项目,为修完二年级课程的优秀学生提供到公司、企业或其他部门实习的机会,开阔学生的视野,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等。由此看到,钱伟长正是借鉴了这种办学模式,根据上海大学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行了选课制、学分制及短学期制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

1940年钱伟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四年。加州理工学院创建于1891年。在仅仅100多年的历史中,它从一所职业学院成长为世界顶尖大学,并32次囊括诺贝尔奖。它虽然是一所理工院校,但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该校在建校之初,该校的校董之一天文学家豪尔就指出:“最伟大的工程师不仅仅会理解仪器设备等机器和应用公式,而且要认识这些事物的本质、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无论是在工程和艺术,还是在文学和科学方面,缺乏想象力的人是做不出有创造性的工作来的。”[11]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加州理工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历来都重视为本科生提供尽可能完善的知识结构,以便学生能够适应综合性交叉性的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任何一名学生都要学习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课程。即便对于理工科的学生,他们也要修满足够的文科课程学分才能够取得学位。[12]在加州理工学院,课外活动的数量之多让人印象深刻。学生们可以参加比其他学校更多的活动。学生中有已经取得成绩的音乐表演者,有演员,有参加了各种体育与社会活动的学生,非常活跃。

另外,加州理工学院可以说是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典范,老师们在日常教学的同时,始终“虎视眈眈”地寻找下一个课题,试图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做到最好,也试图把这些相关领域的影响进行扩展,因此他们的研究总是具有前瞻性,正如该校校长谢米尔所言:“在某项研究变得非常热门之前我们就开始行动。这样等全世界“醒悟过来”,开始研究同类课题时,我们已经作了10年到15年左右的研究——这就是科学上的洞察力与前瞻性”,“所以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做出了一个发现,然后全世界都开始跟我们学习。” 在加州理工,教授们被允许每个星期为企业做一天的咨询工作,他们只是做企业的科学顾问,但不是介入企业的日常管理。钱伟长在指导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中,正是自觉地借鉴了这种先进的模式。

纵观钱伟长先生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教育思想奠基于青年求学时期,形成于参与教学时期,实践于晚年办学时期,既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可以说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最后,祝愿钱伟长先生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1]  钱伟长.钱伟长文选(第三卷)[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
[2]  钱伟长.八十自述[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89.
[3]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N].中国青年,第57期,1951-1-27.
[4]  刘克选,方明东.北大与清华(上)[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169.
[5]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76.
[6]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2.
[7]  钱伟长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43.
[8]  叶企孙.物理学系概况[J].清华暑期周刊,1932(向导专号):23.
[9]  管惟炎.吴有训教授事略[J].物理,1982,11(8):458.
[10] 钱伟长.在校长体育论坛会上的讲话.2002-5-12.
[11] 朱时清.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56.
[12] 陶倩,龙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钱伟长大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启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3(1):21-25.

The origin of Qian Wei-chang’s Educational Ideology

FENG Xiu-fang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Qian Wei-chang’s devoting to the educational cause in a perio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origin of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is explored in the following two respects. One i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tmosphere in his family on the formation of his active attitude to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an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other factor is the influence of great scholars, especial Profs.Chi-SunYeh, Yui-Hsun Woo, Ma yue-han and other outstanding masters. At same time the culture of famous school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him. It is thus pointed out that Chien Wei-zang’s thought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ideology; traditional culture; famous teachers and school


发表刊物: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秀芳
通讯作者:冯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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